“不去金矿，还能干啥”
挖矿为生的华从洪如何死去，他的姑姑华启翠看得清清楚楚，但她家3个儿子至今都还在河南的金矿上干活。
对于湖北口乡不少青壮劳力，即使健康受损无法维权，金矿仍然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张辰告诉记者，从过完年的正月初六开始，几乎每天都有近百名村民登上到矿区的班车，“不到金矿打工，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干啥。”
“也想维权，但我认为不可能。”虎坪村一位尘肺病患者说，其实很多像他一样患病的人都存在这样的心态。
东川村患者毛邦学，被确证为尘肺病已有8年，如今已是尘肺3级。记者联系上他时，他还远在河北。电话那头除了呼呼的风声，还有不停的咳嗽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发现患了尘肺病后，毛邦学也想过找矿主索求一定的赔偿，不过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他在矿上干了十多年，前后经历的矿主也有几十个，但从来没有签过一份正式的用工合同。
“都没有合同，再加上不停地换老板，傻子才会承认你的病是在他的矿上干活时患上的。”毛邦学说。
大多接受采访的尘肺患者都表示，他们到矿上干活，从来没有跟矿方签过用工合同。“一般情况下都是经熟人介绍过去的，然后在一个老板手下干几个月，然后再换一个老板，年年都一样。整个豫灵镇有大大小小几百上千个矿口，我们自己都记不得在多少个老板手下干过活。”同是尘肺病患者的袁忠平说。
包工头万迎风也向记者证实，豫灵镇的金矿矿主大多是个体老板。近20年来，他从未发现有哪一家私人金矿会跟矿上的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再加上工人们不停地换老板，整个金矿就像一个巨大的矿工集散地，流动性非常大。”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患上尘肺病的矿工们不仅无法找老板索赔，同时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无奈无法获得专业的职业病诊断报告。
自2002年5月1日起，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规定，到职业病防治机构检查，须出示由用工单位开具的证明材料，证明患者和用工单位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才能接受职业病医学诊断，然后才能出具相应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而采访中记者也发现，湖北口乡几乎所有受访的尘肺病农民，他们也都没有职业病防治机构出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什么都不能证明，什么证据都没有，这些患者能拿什么去维权?在我看来，我们这些人要想维权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万迎风说，“患了病都只好自己扛着，毕竟去打工都是自愿的，又没人强迫。”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在金矿干得久了会得病，但大家都已经对金矿产生了依赖。”东川村患者张扬，不到20岁就去了金矿，现在张扬一家也都在豫灵镇，孩子在那里上学，妻子跟自己一样在矿上打工。“对我来说，豫灵镇已经是我的第二个故乡了，一年中大多数的时间都生活在那里。至于湖北口，也就每年过年时回来呆上几天。”
像张扬一样，明知后果却无法摆脱金矿依赖的并不在少数，他们像群飞的候鸟一样，在每年春节过后便登上前往豫灵镇等地的班车，然后钻进那里一条条错落在秦岭之中的大小矿井。
位于鄂陕交界、秦岭山脉尾部的湖北口乡，由于山大人稀，脱贫困难，目前对这个集老、少、边、山于一体的贫困乡镇来说，许多家庭仍然无法走出“外出打工-挖矿患病-治病死亡”的恶性循环。
而已经罹病的尘肺者，在沉寂和无奈的等待中，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得到好点的治疗”。
“选择去金矿打工都是自愿的，现在出了问题我们只希望能得到一点帮助，得到好一点的治疗，或许我们这些人，还能多活几天。”万迎风说。
他的想法代表了许多和他一样的尘肺患者。
“希望有一天，尘肺病能够被完全纳入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报销范围，那样这些患者的压力就会小很多。”亲睹很多尘肺患者的悲惨境遇，乡村医生徐仕勇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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