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病死亡占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的首位，农村为44.6%，城市为42.51%
农村心血管病死亡率为295.63/10万，其中心脏病死亡率为143.72/10万，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51.91/10万（脑出血74.51/10万，脑梗死45.30/10万）
城市心血管病死亡率为261.99/10万，其中心脏病死亡率为136.21/10万，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25.78/10万（脑出血52.25/10万，脑梗死41.99/10万）
18岁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25.2%
如果不加控制，未来20年将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心血管新病例
每5例死亡者中就有2例死于心血管病。
数据来源：《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5》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5》显示，我国心血管病仍呈上升态势，年轻群体的冠心病治疗形势不容乐观，过早死亡情况严重。2014年，中国心血管病死亡率仍居疾病死亡构成的首位，高于肿瘤及其他疾病。心血管病占居民疾病死亡构成在农村为44.60%，在城市为42.5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脏内科主任医师唐熠达每周出三次门诊，每一次，都会遭遇操着各地方言、要求加号的病人拦截。他们的病有的只需在基层医院就能诊治，但也有人因为没有及时就医几乎耽误了救治的最佳时机。
“得心血管病的人越来越多了。”做了20多年医生的他不无遗憾。
心血管病要“井喷”，真心不是吓唬你
如果说唐熠达的判断更多的是源于临床经验的话，8月15日《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刊发的一份研究报告则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作者李艳平等人以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疾病死亡报告和中国疾控中心的营养与健康调查报告为基础，分析了1991年至2011年间2.6万中国人的相关数据，并预测，如果不加控制，居高不下的高血压（人群比例）、越来越久坐的生活方式、快速增长的肥胖、不健康的饮食趋势以及男性普遍吸烟的现状，将在未来20年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心血管新病例。
“这个预测并不是危言耸听。”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霍勇教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此前，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组织编撰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5》显示，我国心血管病仍呈上升态势，年轻群体的冠心病治疗形势不容乐观，过早死亡情况严重。2014年，中国心血管病死亡率仍居疾病死亡构成的首位，高于肿瘤及其他疾病。心血管病占居民疾病死亡构成在农村为44.60%，在城市为42.51%。
数百万的新增病例、占死亡人数的四成……这些描述，有点吓人。
更吓人的是，《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去年曾经发表过另一份基于9.6万名中国人的数据做出的研究报告，结论是：中国20岁及以上成人中有四分之三心血管健康评估为差。
研究者根据美国心脏病协会列出的7种行为和生活方式因素，将健康状况分为理想、一般和糟糕，用以提示今后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低。这些因素包括吸烟状况、体质指数、体力活动、饮食习惯、总胆固醇水平、血压水平和空腹血糖水平。研究发现，中国人心血管健康7个指标均达到理想水平的仅为0.2％，其中男性为0.1％，而女性为0.4％。
有病得吃药，这道理有多难懂
霍勇认为，中国的心血管病防治重点在于“两防一救”，即：预防冠心病、预防脑卒中，救治心肌梗死。其中，血压的控制尤为重要。因为，高血压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子，而我国50%—80%的高血压患者为H型高血压（即血压与同型半胱氨酸同时升高），患脑卒中的风险较高。
李艳平等人的报告也分析，无论在20年前还是现在，高血压在中国一直是导致心血管病的最重要因素，目前四成以上的心血管病可归因于高血压。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高血压的特点是不分城乡、无关贫富、累及面广、控制率低。
“有了高血压病就要吃药控制，但这点恰恰有很多人做不到。”唐熠达说，每次出诊，他都要纠正病人关于降压药的一些错误看法：“我血压已经正常了，所以就把药停了”“我现在血压刚刚140，等厉害了再吃吧”“长期吃降压药怕有副作用，我能不能减半服用？”
唐熠达告诉记者，在2013年修订版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中，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定在收缩压≥140毫米汞柱和/或舒张压≥90毫米汞柱。近两年，美国上调了60岁以上老人收缩压的标准，“这种调整是否适合中国人，我们也在开展研究”。
他介绍，高血压病之所以很难根治，是因为其最重要的病理变化发生在遍布全身的小动脉，而且是不可逆的。因此，自行用药和自行减量、停药都是不可取的。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达标血压会有所变化，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理想的血压应该在120到130毫米汞柱，这样可以有效降低心血管事件如中风和心力衰竭等的发生率。如果血压已经到了临界水平，应该通过进一步检查确定如何治疗。
唐熠达主要从事冠心病（心绞痛和心肌梗死）的介入治疗，危重症心血管疾病包括心力衰竭的抢救和药物治疗等。他告诉记者，除了服用降压药方面的误区，在心血管疾病防治方面，还有些认识上的问题也需要纠正。
他举例，有些人认为，心肌梗死是60岁以上人的专利，但现在病人的平均年龄在50岁，二三十岁的患者并不少见，“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年轻人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如果出现胸前区压榨样疼痛、呼吸困难等症状，要想到是心脏的毛病。”
临床医生的目光要盯着人而不是动物
如何通过技术手段防治心血管疾病？霍勇认为，最关键的是临床医生要把研究重点转向以人为对象的临床研究。
霍勇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医生们热衷于做动物实验，做完全看不到应用前景的纯粹基础研究，发SCI论文。“我不反对基础研究，也鼓励有潜质的医生在这方面有所发展。但问题是不能大家一股脑地都去做这个事情。”
他介绍，国家这些年在临床医学方面的投入并没有显著增加。国外对临床循证医学证据研究非常重视，中国做的很不够，有些地方几乎是空白。他呼吁政府要发挥导向作用，加大对心血管疾病关键诊疗技术、循证医学证据等的投入力度。
对于由科技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和食品药品监管总局2012年启动的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协同创新网络建设工作，霍勇说：“这当然是好事儿，但现在的数量还远远不够。要形成一种风气，我作为临床医生，我认为我的责任更多的是要管好病人，做好于人群相关的临床研究，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记者了解到，在临床研究方面，霍勇可谓身体力行。他们发现同样都是H型高血压病人，同样的血压程度，但中国病人脑卒中的发病率比美国高5—10倍。通过研究，他们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因为美国人有补充叶酸的习惯，但中国人恰恰缺乏叶酸。于是，他们在给病人降压的同时，要求病人服用依那普利叶酸片，从而使相关疾病脑卒中的发病率降低了20%以上。
霍勇同时认为，要建立完善心血管领域的行业标准。他说，在过去十几年，我们建立了一些行业标准，但现在搞公立医院改革，实行分级诊疗，如果没有完善的行业标准，政策就会流于表面，因为你不知道哪些病人该到大医院看病，哪些该在基层医院就医，你也不知道哪些人、治疗到什么程度是合理的。
“如果说国家层面全局性的标准建立有难度的话，我们可以先重点落实已有的各个疾病防治指南。要关注指南执行的怎么样，如何据此进行评估和考核。有的医院宣传自己做了多少例手术，但做活了多少人，之后的效果怎么样？缺乏统计。”霍勇说，要改变现在数量硬、质量软的问题，切实提高心血管疾病的诊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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